杜瓦尔是一个普通的办公室文员，枯燥的工作，枯燥的同事，没有一件事是让他顺心的。这天，上司佩诺特要他准备好开会需要的文件，并且告知他第二天就要急用。因为文件混乱的关系他整理了一个通宵，等文件都准备好的时候，他也几近崩溃。而在此之前的他，被一个神秘的组织雇佣，并裹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中，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事。两年前的杜瓦尔生活一度陷入了困惑当中，他去教会寻求解脱，并神智到自己需要一份工作来填补生活中寂寞的空缺，所以他去公司面试了。公司的人事因为年龄的问题对他提出质疑，因为他一旦入职，他的顶头上司要比他年轻许多，怕他会心理上产生不适，但对杜瓦尔来说，最大的障碍不是年龄问题，而是必须要拿到之前他所在公司的联系方式。杜瓦尔在葬礼上遇到了之前的朋友，并告诉朋友自己失业了，朋友离开前把自己的名片留给了杜瓦尔，并约他得空一起聚聚。半夜里杜瓦尔接到了一通电话，电话中的人主动邀请他第二天进行面试，第二天他准时到了面试地点，并顺利得到了一份记录电话内容的打字工作。面试者告诉他，他不能向任何人透漏他工作的内容，他答应了。于是，他每天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，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用打字机“噼里啪啦”的记录...记得看过一个微博帖子，说;某师弟硕士毕业，将入司法机关，说心中茫然，问计于我。敬告四点：一、你不是医生，是疾病；二、不作恶，即善；三、能依法则依法，不能依法则依良心，若法律与良心都一片混沌，姑且视当事人为你的父母兄弟，依人性假如你还有人性的话；四、如果迫不得已要作恶，那么，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.枪口抬高一公分。。。记得刚读研的时候，某次爬山，同行四人，一人热爱心理学，一人热爱哲学，一人热爱艺术，而当时的我，偏好文学。我们说到柏林墙的倒坍和东西德统一。当时的德国法庭，对射杀那些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。那些行恶的军人，在法庭上为自己开枪射杀同胞的行为，作无罪辩解：我只是奉命行事，因是职责所系。于是当事法官的质问：难道你无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？为此我们四个开始争论。我们的论题也许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争论过:当体制决定了个人价值的隐形，个体不作恶是否可能？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可能的故事。将这个电影的简介重述一遍，就是：1984年的东德，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，人们谨小慎微，连吃饭的时候开个玩笑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，特工魏斯曼是个热爱国家忠实于党而又